如何与“不确定性”化敌为友？

我们都知道，买彩票是件不合算的事，因为回报的期望值是负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玩很多很多次的话，最终肯定是输钱的。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买彩票呢？反之，有些事如同负面的“中彩”，如几年前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多小概率事件的“杰作”。那么这样的事情，为何那么多风险控制专家却无法避免呢？

《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 by NassimNicholas Taleb, 2012）这本书为认识这类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塔列伯(Nassim Nicholas Taleb)以2007年的《黑天鹅》（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一书而出名。今天“黑天鹅”已经成为“小概率，大影响”事件的专有名词。在《黑天鹅》一书中，作者指出很多现代的系统，包括政治，金融系统或公路，电力，网路等，都面对着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而通常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是通过几率分析和统计来预测和优化系统的平均性能。塔列伯指出，这样设计出的系统在“黑天鹅”事件面前往往会崩溃。原因是小概率事件往往是没有先例的，它对系统的影响也很难估计。所以当“黑天鹅”事件发生时，系统的反应会超出人们的预料而导致灾难。系统的这种弱点被称为脆弱性（fagility）。

在《反脆弱》这本书里，塔列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路。他的目标不仅是克服脆弱性而生存下来，而且要从不确定中得益，这就是反脆弱（anti-fagility）的含义。“反脆弱”就是要把“不确定性”从敌人变为朋友。要理解这本书的脉络，我们可以从三个概念入手：小概率，非线性和反脆弱。

在继续介绍本书内容前，我先要声明：这本书应该被看作哲学而不是科学。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视角和理念，而不是普适的方法和定理。下面要讲到的概念，策略等都有局限的应用范围，而且都只是考量的一个片面。书中的很多陈述（包括我要介绍的原则和事例）都有推敲的空间。后面我还要讲到本书的缺点和问题。但首先，我把它的基本观念以自己的理解介绍一下。我认为，如果我们批判地吸收这些智慧，对开阔思路还是很有帮助的。

一般具有不确定性的事物中，各种可能的事件都有一定的发生几率。所以我们能用统计的方法来应对不确定性。但是，如果有些事件发生的几率非常小的话，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就非常少。首先，可能有些事件从来没发生过，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去知道它会不会发生，怎样发生。例如全球变暖问题。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灾难？我们无法基于经验来预见。第二，即使发生几率是确定的，但由于几率非常小，其中的不确定性（或称涨落）就非常大。例如大台风，我们说“百年一遇”就是说的几率。但如果几年都遇到大台风也不奇怪，这就是涨落。第三，人脑先天就缺乏直观理解小概率事件的能力。这也是进化的结果：要是老担心小概率事件（如遭雷击，大地震）的话，人就没法活了。所以对小概率事件的重要性，人们通常是估计不足。如果这些小概率事件会带来大影响的话，我们的认知限制就严重影响了我们的预见能力了。

另外还有一类事件，其实不是小概率，但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所以我们也无法预见。设想一下一只火鸡，它整天受着主人的照顾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一定觉得主人很爱它，周围环境也很和平，明天发生大灾难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有一天，它就上了屠宰场了。（这个比喻实际来自于哲学家罗素，但本书中似乎没有说明出处。）人类社会也是一样。有些灾难其实是迟早要发生的，但发生前人们总有意无意地忽略它。

对未来的预计之困难，除了小概率事件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非线性。一般地说，我们分析不确定系统时关注某些参数的统计分布。而对系统的评估就看这些参数的平均值。但实际上，真正对我们有影响的是这些参数的某一个函数。如果这个函数是非线性的话，那么它的平均值就不仅取决于参数的平均值，还取决于参数变化的情况。例如，对一座大桥进行力学分析，我们往往把应力作为参数，但真正关心的是材料的破坏。而应力较小时没有任何坏影响，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就会带来材料破坏。所以即使应力的平均值很低，但如果变动范围太大的话仍然不安全。当然工程上这类问题很多，人们也有适当的解决方法。但在生活其它方面，这种“非线性”关系就往往被忽略了。例如，当系统能力接近其极限的时候，稍有负荷的增加就会导致超过极限而崩溃。这时负荷与稳定性之间就是非线性关系。高速公路就是这样的系统。平时通车速度与车辆的数量关系不大。但当车辆数量接近负荷极限时，稍有扰动（如小事故或施工）就会引起严重拥堵。而现代的“高效率”观念让很多系统运行在接近极限的状态，就导致了更高的“脆弱性”。这类系统的行为对扰动很敏感，因而也很难预测。另一个例子是尺度的影响。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果尺度增加一倍而运作方式不变，按理说利润也该增加一倍。但当尺度大到一定地步时，公司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这时的环境也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尺度与利润之间也是非线性关系。当然从环境角度看也一样。一个市场有一家大公司还是十家小公司，货物供给的平均值是一样的。但一家大公司带来的“脆弱度”却会高很多，因为它的错误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供应。

非线性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非对称。有些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利和害在一端是有限的，而另一端是无限的。例如，我们开车旅行，路上会有不少不确定因素。但所有这些很少会缩短我们的旅行时间，而有些事会大大加长旅行时间。所以我们面临的正负风险是不同的。一个复杂的物流系统也是如此：意外事件不会让运行更顺利，而可能造成很大的干扰。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投资一家创业公司的话，可能的损失限于投资的数量。但万一那公司成了下一个苹果，谷歌的话，得益就几乎是无限的了。

由于小概率事件往往伴随着大大偏离平均值的现象，所以在这些现象中非线性也特别厉害。例如，金融市场波动使得银行有亏有赚，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如果市场发生巨大波动（小概率事件），使得很多银行遭受巨大亏损而面临倒闭（亏损与公司生存的非线性关系），那就是大问题了。小概率和非线性“狼狈为奸”，使得对某些系统的预测不是很困难，而是本质上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预测未来，那么通常以改进预测方法和增加冗余度来减少脆弱性的做法就非上策了。塔列伯在本书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反脆弱。也就是说，不是躲避，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害，而是利用不确定性得益。如果找到和采取了反脆弱的策略，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预测未来。

其实反脆弱并不新鲜。它至少与地球上的生物一样古老，因为进化就是一个反脆弱的例子。生物世界就依靠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来选择具有优势的种群，而使得自己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反脆弱在生物个体层次也有体现。体育锻炼就是给机体创造威胁和挑战，而让机体变得更强健。那么怎样把这个理念能动地用到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去呢？对此，本书提出了几个策略。

最容易想到的策略就是模仿自然选择，利用变化的环境来选择较优的体系或策略。长此以往，总体水平就会提高。当然自然选择有个条件，就是外界的威胁挑战不能造成整体的覆灭。一定程度的环境压力有助于提高，但压力太大影响到生存就不行了。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一个策略就是分散化。例如，一个中央领导的国家，一旦政府犯了错误，就可能有致命的后果。而如果地方政府比较强的话，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错误不会有那么大的后果，而它自己和其它同行就有了从错误中学习的机会。所以一个分散管理的国家就有抗脆弱的性质。另一个策略是不要刻意追求“稳定”。人们往往喜欢消除和压制随机因素，使得系统“平稳运转”。但是不确定因素总是存在的，特别是小概率事件，是无法预计，因而也无法压制的。而人为的“平稳运转”使得系统失去了在小“动乱”中发现和弥补弱点的机会，从而削弱了抵抗大动乱的能力。这个思路对个体来说就是“锻炼”，对社会机构来说就是保持一定的自由度，也有人称之为“控制下的混乱”（controlled chaos）。

另一个策略是“杠铃策略”。以投资为例，“杠铃策略”是说把大部分钱放在非常安全的地方（如银行存款），然后拿出一小部分放到非常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上。这样，最坏的情况是输掉冒险的那部分钱，因为整体损失不大，是可以接受的。而最好的情况是冒险的那部分赚大钱，而那是没有顶的。当然纯粹从投资角度说，不可能有肯定赚钱的策略。但它比人们通常采取的“中低风险”策略还是有优点。如果把钱都放在“中低风险”如大公司股票，债劵等投资上，看起来是安全的，但遇到不可预计的“小概率事件”还是有可能赔到不能生存的地步。“杠铃策略”实际上就是创造了对我们有利的非对称情况：坏的风险是有限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不会影响到生存），而好的机会是无限的（虽然是小概率的）。它不仅可以用在投资，也可用在很多其它地方。例如，一个人可以有两个职业：一个是十分稳定的工作如公司会计，另一个是十分冒险的业余活动如写作。这样既能保证基本的收入，又保有取得巨大成功的可能。对于作家来说，如果所有读者反应都类似，那就是坏消息。因为这样的反应很难好到足以让他们买你的书。而如果读者反应两极的话就赢定了。那些非常喜欢你的人会来买书，而非常不喜欢的人对你并没有害处。这也是“非对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多想想这几个例子，悟出背后的道理，就可能在生活中找到更多使用“杠杆策略”的机会。

第三个“反脆弱”的策略是“减法”。对任何体系的改进都包括加法和减法，即加进新的行为和去掉已被证明无效或有害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减法”往往比“加法”要难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心理趋向：遇到问题时，增加行动比减少行动更让人心安。而社会上的奖惩机制也给了“行动”更多的动力。例如，一个政客推行新政策就有了政绩，但停止旧政策却只会带来既得利益者的抱怨。于是所有事情都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脆弱。最明显的是医疗。其实很多疗法的副作用和危险大于得益，很多病不治疗也自己会好，或不好也没大的害处。但整个医疗体系越发达，每个人接受的“治疗”也就越多，而这些疗法之间又会有相互影响，出现更多灾难的可能。在小病面前顺其自然，反而是发挥人体本身“反脆弱”能力，借此提升人体机能的机会。另一个急需“减法”的领域是数据。随着数据收集和传送能力的日新月异，我们每天面对的数据急速增长，对我们的决策过程影响巨大。实际上，大多数收集来的数据都是噪声，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与其受数据的驱使，还不如远离这一切，静心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减法”是降低脆弱性的有效措施。因为虽然证明一个行为的正面作用很困难（涉及到随机系统的不可预见性），但一个行为的错误是可以很可靠地证明的。所以排除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行为实际上也就排除了相关的风险。

另一个重要的反脆弱策略是保持选择权（optionality）。“选择权”最普通的例子是证卷交易中的“股权”（option）。例如，一种股权让你在某一个日期以某一个价钱购买某种股票。如果届时股票市场价格超过了这个预订价格，你就赚了。否则你可以选择不买，也不亏。“选择权”带来了有利的非对称：不管情况如何变，我只会得利，不会受害。所以我根本不用去预测未来。当然“股权”并非只赚不赔，因为它是需要花钱购买的。而且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然而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受重视的“选择权”，只要很小甚至没有代价就能获得，从而得到反脆弱的好处。例如，一个公司的成功之道不在于有完善的“战略计划”，而是有健全的应变机制，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变化中可以抓住机会获利。又如，重大的创新都不是预先计划的，而是小概率随机事件。所以要从创新中得利，重要的不是现在“押准”某个技术而是在各种技术中都保留未来参与的席位。

当然，一个最直接的反脆弱策略就是从别人的脆弱中得利。以前说过，未来是不可预见的。但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凡是具有脆弱性的系统早晚会在小概率事件里崩溃。如果你能从这种崩溃中得利（例如卖空一家脆弱性较高的公司的股票），你就获得了“反脆弱”。当然这个事情也远非容易做到。例如，即使能预见到2007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崩溃”，要从中赚钱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有了这个思路，总是个帮助。当然，一个事物的崩溃是小概率事件，而且崩溃的时间也是不可预计的。但是世上脆弱的事物比比皆是。如果能够敏锐地识别它们，还是可以经常获利的。

说到这里，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买彩票有没有好的理由？按照“反脆弱”理论的思路，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里的非线性。虽然我们通常衡量的是钱，但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幸福度。而这两者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每天几块钱的增减对幸福度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但如果中了彩票得了几百万，整个生活都会改变，那得益就大了。所以买彩票就创造了“非对称”的状况：最坏可能是每天损失几块钱，不影响生存。而最好可能（虽然是小概率事件）却有着巨大的得利空间，也许可以让我们梦想成真。当然了，这是对普通百姓而言。对于富翁来说，得奖的几百万对他们幸福度的影响也很小，所以就没有“非线性”，也就不应该去买彩票了。读者应该可以看出，这也是“杠铃策略”的一个例子。

“反脆弱”不仅可以用来应对明显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而且在生活其它方面也能开阔我们的思路。例如，它可以解释“九斤老太”现象：为什么古老的东西看起来更好？这是因为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过滤器。只有具有“反脆弱”性能的事物才能通过时间的选择而生存下来。所以古老的东西如果今天还存在的话，很可能明天也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今天的新鲜玩意儿却大多数在明天就被淘汰了。认识到时间的这个作用，我们即使不了解古老的思想，艺术，建筑等的本身，也能了解它的价值。

“反脆弱”的思路也能指导创新活动。那就是：抛弃预先设计好的研究计划，而是从现存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出发，通过分散，零星的“小修小补”来改进提高。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性的创新会以“小概率”事件出现。那时我们抓住机会就行了。这种“小修小补”的过程其实也是摸索的过程，即根据上一步的结果来决定下一步如何走。有希望的途径就继续，否则就放弃。这就模仿了自然界的进化机制保持了“选择权”，因而得到了“反脆弱”的能力。相比之下，集中领导的，从上而下的“研究计划”对于具有高度确定性的任务（通常是创新以后的推广和完善化）更为有效，而对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创新”本身却是无能为力的。更有甚者，它所要求的条理性，逻辑性恰恰扼杀了创新的潜力。

社会不公正不光体现在财富分配上，也体现在“脆弱性”分配上。有些人得到了“反脆弱”，而把“脆弱”留给了别人。例如，财经分析家，时事评论员经常作出对未来的预言。局势越是动荡，他们就越受重视（反脆弱）。但是那些预言的后果并不影响他们的名声实利，而是由听信他们的民众去承担（脆弱）。又如大公司可能从冒险中获得暴利（反脆弱），而当预料之外的小概率事件导致他们面临崩溃时，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政府救济（脆弱）。公司高管享受着高度的“不对称性”：公司盈利好的时候他们能获得巨额奖金，但亏本时他们并不损失基本工资。这种公司和个人的“反脆弱”地位不仅让他们得到巨大财务回报，而且鼓励他们去冒更大的险，从而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所以，追求社会公义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求“玩者下注”，决策者和公共政策的提倡者在个人利益的层次上承担他们的立场的后果。理顺了这一条，当今社会的很多弊端就能得到纠正。

《反脆弱》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许多主要媒体都发表了书评。然而，这些反应并非全盘赞扬。评论者普遍反感作者的自大，夸张和“横扫一切”的风格。我认为除此之外，本书的立论严重证据不足，常常从一些冷僻的引言或个人例子中引出普遍性很强的结论。而且他对主流科学的否定，特别是对于我所了解的部分的否定，让我觉得很不靠谱。所以正如我在开头处所说，这本书应该被视为哲学而不是科学。他的论点是一个参考角度，不能直接指导决策。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作者是金融投资业出生，又是风险管理专家，但书里却没有一点定量的分析。这也许是他刻意与主流对立的姿态。但我认为，小概率事件固然重要而目前常被低估，但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在追求“反脆弱”的同时也不能在日常生活的“大概率事件”中牺牲太多。离开了定量分析，就无法把握这个“度”。

所以，如果你喜欢风格另类，标新立异的书，《反脆弱》是本不错的读物。否则的话，看完这篇介绍就差不多了。